社会地位影响职场心理压力，事实上，令中产阶层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现在分享社会地位影响职场心理压力。
社会地位影响职场心理压力1
劳动就业问题是引发职工心理压力的直接根源
劳动就业权是职工最重要的权利，是其实现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和前提。在新的就业格局中，职工就业流动日趋频繁，就业单位变换日趋加快，带来了职工工作不稳定问题，使他们缺乏就业安全感。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一些企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技术型转变，从生产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转变，这对职工的劳动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他们面临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的压力。
一些企业为了提高利润，存在刻意压缩人工成本的现象，这一方面导致职工工资水平低，另一方面迫使职工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收入，使职工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得不到有效调整，产生过度紧张感。
由于当前经济关系和职工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调整劳动就业的法律和政策不够健全，行政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存在薄弱环节，使职工公平就业、平等缔约等合法权益不够落实。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关系企业发展和职工自身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当前地方经济发展对资本需求强劲，强化了资本在劳动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资本在劳动关系的确立、运行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些企业经营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劳动法规政策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忽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主力军作用，忽视职工为企业发展创造的价值，把职工当作廉价劳动力。
一些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管理手段陈旧，厂规取代法规，片面强调企业的权利及利益，忽视职工的合法权益，出现了损害职工权益的现象。
一些职工劳动技能单一、自主就业能力弱、就业领域狭窄，难以适应劳动关系契约化、复杂化的新形势，对劳动关系中出现的矛盾缺乏正常的排解渠道，使劳动关系矛盾内化为心理压力，并逐步累加，使少数职工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
民生问题是引发职工心理压力的现实根源
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广大职工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也面临深层的矛盾和问题。收入分配是职工经济利益的核心，直接影响职工家庭生活和社会公平，而一些非公企业职工却面临低工资低收入、工资增长明显落后经济增长速度等突出问题。
关爱职工的身体健康，维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关系职工最根本的利益，而一些企业存在生产环境恶劣、职业危害严重、超时劳动严重等突出问题。社会保障关系职工的基本生活，而非公企业存在着普通职工参保率低、农民工参保难接续难等突出问题。
医疗保障体制和医疗服务机构改革，使职工看病就医走向社会化，而一些非公企业职工未参加基本社会医疗保险，面临着医疗费用高、职工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忽视住房的保障属性，使普通职工望房兴叹。这些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对职工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另一方面使他们产生了复杂的思想心态和心理压力。
非公有制企业多数分布在城市，其职工多数为农民工，他们面临低经济收入、低生活水平、健康隐患多、医疗负担重、低保障甚至无保障、教育与住房负担重等现实问题，这是造成他们心理失衡、压力过大的重要因素。选择在城市就业或定居，就意味着承受城市生活背后的高生活成本、重生活负担。
他们在城市就业或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地位，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使非公企业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巨大心理落差。一些职工感觉到，城市的繁华如此之近，却又如此遥远;心中的理想一次又一次谋划，却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幻灭。
社会地位是引发职工心理压力的深层根源
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时期，原有社会利益格局被调整，加之各种思潮激荡，使部分职工思想受到负面影响，产生了一些失落心态、悲观心态。一些企业存在弱化职工主人翁地位、忽视职工主人翁权利、损害职工主人翁利益的倾向，使部分职工感受到被剥夺的心理感受。
一些投资者与经营者不注重企业与职工共建，不注重资产权益与劳方利益共享，拉大了与职工群众的心理距离，使部分职工产生了抵触、甚至对立情绪。一些职工由于在经济和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遇到了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实际困难，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缺乏职业自豪感。
情感困惑是引发新生代职工心理压力的重要根源
企业生产是流水线，管理是程序化，机器是职工的纽带，程序是层级的连接，职工被机器带着走，被程序所控制，这是机器化大生产中职工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些非公企业职工反映，每天上班就像机器人一样机械运转，车间-食堂-宿舍，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模式，在工作中重复简单的机械动作。
一些职工反映，基层管理人员对待职工态度简单粗暴，缺乏人格尊重，使本来就枯燥无聊的工作愈发增加了压力和无奈。管理模式缺乏人文关怀，使少数职工对企业缺乏归宿感。
据湖北省总工会抽样调查，非公有制企业的非婚职工占1/4，一线职工中非婚职工更多。这些职工处于情感需求旺盛期，特别是新生代职工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同学和朋友，希望在新环境中找到工作和生活中的朋友，更希望找到家庭的伴侣。一些职工反映，下班后没有朋友，没有伙伴，没有职工之间学习、活动、交流、沟通的平台，精神缺乏依靠，业余生活贫乏。
在一些企业，由于工种不同，男女性别分布相对集中，一些生产线上基本见不到异性，使男女之间难以找到相处、交流的机会。由于新生代职工年龄较小，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在恋爱方面随意性大，有的在恋爱婚姻生活中遇到矛盾和问题无法正确面对和解决。
一些新生代职工正处于心理波动大、调控能力差的时期，也缺乏良师益友，一旦出现心理问题或者发展到心理疾患，同事和伙伴基本上没有能力帮助其解开心结，而企业的简单粗暴管理又加强了他们的心理压力。
社会地位影响职场心理压力2
“中产”受到的冲击大
现代快报：现在关于“中产阶层”的讨论比较热，而围绕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专家间的观点也形成了“PK”。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群义：关于“中产”，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中等收入是有的，但是没有资产概念。而就中等收入而言，任何国家都会有。假如按照欧美“中产”那种相对有一定含金量的标准的话，我们的比重明显小了。
现代快报：不少被称为“中产”者，陷入了一种焦虑当中，有的白领担心一朝失业后就会陷入贫困状况。这种焦虑心态反映出一种社会心理上的不安。
孙群义：这种焦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非常正常的，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失业而陷入贫困。“中产”要求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失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的住房问题对“中产”的影响更大一些，其他国家这种影响没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现代快报：有人认为，“中产”不仅有经济考量标准，也有其他的考量标准。
孙群义：的确，我们的社会结构、形态，还是处于变革和发展之中，还不太稳定，社会成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对个体来说，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坏。
现代快报：还有人认为，“中产”起码要不为基本生活所累，为就业等一些基本的东西而焦虑，说明他们就不算“中产”，这话有道理吗？
孙群义：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刚才说了，“中产”要求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如果职业不稳定，那么对于这个阶层来说，也就只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中产”。
中产阶层不可能有8.17亿人
现代快报：8月，亚洲开发银行称，中国中产阶层达8.17亿人，该报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
孙群义：我不太赞成这个说法，每天消费2美元合人民币才多少钱，明显标准低。
现代快报：现在很多专家都强调“扩中”，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孙群义：按照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大趋向来说，就意味着要求有一定比例的“中产”存在，这才能叫市场经济追求的目标。我们的措施还是“提低、扩中、限高”，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目标，建立一个比例比较大的中等收入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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