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当下与未来的区隔，导致未来后果的不可预测，从而使当下的决定具有了未知的风险属性，现在分享风险社会的特征有哪些？
风险社会的特征1
（一）风险：人之决定的内在本质
根据贝克的经典阐释，风险社会脱胎于工业社会，是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果。贝克的贡献在于，将风险视为人之决定的产物，而非自然所带来的普遍化的风险。既然风险是由于人的决定所带来的，那就需要对人的决定进行规制。
贝克把风险社会的解决方案定位于“政治”，也就是通过塑造“新的政治文化”来解决传统政治集中化、科层化、中心化在应对高科技方面的弊端。
通过专门领域的亚政治的多中心化，扩大民主参与对科技自身的反思，而不是将解决问题的方案垄断给——与政治高度结合的——科技自身，从而扩大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应对风险社会的问题。只有分散决策权力，使决策过程更加多元，让更多人参与决策过程，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才能解决风险的不公平分配问题。
卢曼更侧重于对风险的根源进行探析。在卢曼看来，风险的根源不止在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是内在于人的决定当中，其根源在于时间维度中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以及社会维度中的双重偶联性。
首先是时间区隔所带来的风险性。在卢曼看来，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人为所建构的时间观念，由于现在不断流逝，总会瞬间变为过去，因而过去/未来就构成时间的维度。
正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当下的未来”与“未来的当下”总是不相重合，风险就蕴藏这种现在与未来的区隔当中，风险规制就是根据当下对未来的判断采取措施。
当下的决定总是存在着造成未来损失的可能性，因而当下的决定总是一项风险决定。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当下决策总是存在多重选择可能性，因为没有人能成功预测何种决定能产生出最好的后果，人在当下的选择或者决定总是存在偶然性和风险。
对传染病的防治、对转基因食物的安全防范、对环境保护的事先预防措施以及对核电站所采取的安全措施，都是对未来可能出现风险的一种事先规制，都是从当下的视角对未来可能的'损失进行评估。
其次是社会层面的偶联性所带来的风险，即社会互动过程中自我与他我之间的差异化。在卢曼看来，自我与他我之间像是两个“黑匣子”，保持高度的不透明性，自我无法预知他我的行动，反之亦然。
由于时间区隔导致的不可预知性所造成的当下决定的多重选择可能性，进一步放大了社会层面所产生的自我与他我之间的沟通选择的困难。未来的不可预知导致不同主体对未来的预测和判断都不尽相同，更加剧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障碍，这也导致风险进一步被放大。
正是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才导致当下的行为总是存在风险，个人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可能会产生未来损失（当然也包括获利）的可能性。
在卢曼看来，由于绝对的安全不可能实现，所以风险/安全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风险的反面并不是安全，而是危险。卢曼并未像立法和法教义学层面那样，把危险界定为已经确定或者大概率会发生的侵害，风险界定为根据现有知识尚不能预知其后果的损害，在卢曼看来，这种从损害发生概率的角度加以区分的做法意义不大。
风险/危险的区分意义在于通过主体视角的切换、而非状态建立起了对应的区分：可归责为决定的损害为风险，可归责为环境的则是危险。在以前由自然事件所带来的危险当中，在今天也蕴含着风险，比如地震中的房屋建造质量等等，都使得这种外在的危险转换为人为的风险问题。
风险/危险的区分意义在于：一方面，风险/危险的区分中包含了决定者（Entscheider）和相关者（Betroffener），这导致对于同一决定二者的视角和观察是不一致的，也因此很难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因自己决定而导致的未来损失之可能，属于风险范畴，一般应依靠理性的自我管理来承担风险损失；
因他人决定而导致未来损失之可能，则属于危险范畴，则应该通过政治手段/法律规定相应地加以规制，但如果相关决定会引发一种普遍化的公共风险，则同样应该纳入规制的范畴。
（二）风险社会：现代社会风险扩大的结果
在卢曼看来，风险的本质就在于现代社会沟通的社会维度与时间维度的内在紧张，这一内在紧张随着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而发生变化。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风险社会，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1、 复杂性导致的风险的扩大化。所谓复杂性，指的是无数个要素之间无数种连接的可能性，或者说要素之间具有“可选择性的关联”。与复杂性相伴随的是“结构可选择性”的增加，一个高度流通的社会与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相比，其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治理的手段也需要随之发生调整，化约复杂性的机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工业化、商品化、科技化导致现代社会复杂性激增，具体表现为由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共同体转向以契约为纽带的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社会中不被视为是风险的自然危险，如今已很大程度的风险化了。风险辐射的领域在不断扩大，开始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食衣住行都蕴含着潜在的风险。传统上，不会出现跨越时空的超大规模影响，而在今天，一次发生在互联网层面的会员身份信息泄露，就可以对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会员产生影响。
就此而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扩大了社会维度和时间维度两个层面上的偶联性：在社会维度上，随着沟通技术（交通、互联网和社交软件）的发展，沟通参与方的数量呈立体性的增长，风险决定涉及的影响范围和波及面不断扩大，自我与他我之间沟通的难度和偶联性大大增加；
在时间维度上，因为技术的发展，决定的后果更加难以预估，一方面选择的可能性急剧增加，另一方面“选择的难以抉择性”也得到无限放大，使得今天要在众多选择当中做出决定的困难程度要更高，考量的因素要更多。
2、个体风险的公共性与系统性。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决定，其影响范围是有限的。而现代社会，个体的决定却可能产生系统性影响，形成很强的公共影响，蝴蝶效应大规模呈现，一次互联网的交易就可能扩展到所有平台交易之上，一段私人拍摄的视频可以很快形成很强的公共效应。
现代社会，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之间的界分已经非常模糊了。现代社会的沟通媒介，使得私人风险很容易转换为公共风险，可以因其“不利后果在时空上的延展，而危及公众的安全”。因而，必须要认识到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点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风险所蕴含的公共性。
这一点使得界定“公共风险”中的“公共性”变得相当困难。如果像传统一样，从风险的影响面来界定“公共性”，所产生的困境是，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很难预知其结果会产生多大影响。因而需要从新的视角界定风险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能回答风险在何种程度上应该加以规制、如何加以规制、规制要实现何种目标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卢曼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对风险加以分析，可以起到界定“公共风险”的作用，主要是从风险对社会子系统的运行所产生影响的角度切入。
系统论语境下“系统风险”与一般泛指的“系统风险”不同。一般所指的“系统风险”指的是不受个体决定左右和控制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典型存在于金融市场当中，是由金融市场的一系列的行为链条所共同造就。这固然指出了个体面对系统风险的无能为力以及个体行为的“剧场效应”，但仍很难对“系统风险”的特征界定清楚。
风险社会的特征2
(一)高度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核心范畴，这个不确定性，包括科技导致不可控制的事故，人们无法对之进行准确的预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甚至使人不再能确认那些本来只属于人类自身的行为；
人类活动还会导致环境畸变等长期不良后果。现代风险超出了人们预先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也超出了目前保险制度所能覆盖的范围，因而，“我们生活在暗礁中”。吉登斯也是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来认识风险的。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比以往更加难以预测，而在于不可预测的根源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许多恰恰是由于人类知识增长的结果。
(二)风险的扩张性
风险的扩张性即风险的规模、范围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影响范围巨大。传统风险及其后果往往限于某个区域、某些人员，而现代风险无处不在，一旦成灾，其危害就不仅仅在发生地，也无地域限制，往往会产生世界性的破坏效果，工业社会是局部的、区域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只对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产生影响
因而一般只对局部的或小群体产生影响。但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全球性风险与危机，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着威胁。
应对和规避风险就不再是区域的或小群体的任务而成为全球共同的历史事件。“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三)风险的内生性与人为性
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实践性后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同时，风险社会“存在于自然结束之后。很明显，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
而是指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与频率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也极大地增强，使得风险构成中的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吉登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
“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传统的工业社会以及此前的社会，人们所担心的是外部风险；而在当代，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了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标志着进人风险社会。
(四)风险的关联性与复杂性
风险具有关联性。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导致全球范围内风险广度和深度的变化，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更加复杂：从自然风险转向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从物质利益风险转向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理论风险等非物质风险，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风险从简单应对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
例如，某些风险会悄悄地转化，由经济风险导致市场瓦解，造成资本贬值，进而转变为信任风险，导致追随民众的丧失，使全体政治成员受到侵蚀，最终转变为后果严重的政治风险。最严重时还会转变为社会风险，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造成极大伤害。当风险不能及时得到控制时，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相关的一系列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