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学前教育》（家教版）第5期中笔者读到了《现代私塾为哪般》一文。文中将童话大王郑渊洁专为自己的儿子编写教材在家里实施教育，袁鸿林夫妇在家对女儿实施早期教育计划，哈尔滨的梁女士在家开展传统家教统统视为“现代私塾”；并对其所谓的“现代私塾”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以家庭代替学校和社会，势必会导致自我封闭，不仅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样也会影响到家长自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是不可取的”。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此观点。
笔者认为该文将郑、袁、梁等人的具体问题一般化了。文中所提到的私塾教育的弊端并非是郑、袁、梁等人具体教育行为的弊端，而是作者所假定的一般情况下“以家庭代替学校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弊端，那么由此对郑、袁、梁等人行为的否定也就不适宜了。
其实，对郑、袁、梁等人的问题应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现代社会是多元的，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这势必影响到人们对于幼儿教育的价值取向。虽然众多幼儿园在办园体制、办园特色、教育价值取向上各有不同，但幼儿园始终不是幼儿教育的唯一选择，也未必是最佳选择。这就使得各式各样的亲子园、生活馆、游戏屋等教育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教育形式或机构，每一种形式、每一个机构的存在都满足了某一部分人的需要。“现代私塾”就是这些多元形式中的一种，它的存在满足了郑、袁、梁等人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现代私塾”并无绝对的对与错，我们只能将它放在具体的情境下去理解，同时分析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与需要，从而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教育形式。
应该说极具个人色彩的“现代私塾”的出现，反映了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存在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更主要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幼儿教育“复归”家庭的趋势。自家庭出现之始，幼儿教育就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只是到了十八世纪，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妇女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生产，公共幼儿教育机构才大规模出现，幼儿教育也才走出家庭。从那时至今，两个世纪过去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相比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财富也更加丰富了，使得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甚至一部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具体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这就为家长从事幼儿教育提供了时间与精力上的保证，为幼儿教育重新“回归”家庭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现代教育研究表明，家庭对于儿童有着广泛持久的影响，且在幼儿人格及行为习惯方面的培养上有着其他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一观念的普及使家长主观上也更加重视自身对孩子的教育了。
现时期在我国，幼儿教育还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接受幼儿教育与否属于个人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幼儿教育更是家长的一种自由。从福禄贝尔创办幼儿园以来，幼儿园从来就没有成为幼儿教育的唯一形式。近些年出现的游戏屋、生活馆、亲子园等半日制或定点制的幼儿教育机构，与幼儿园相比，更加注重家长的参与。此外，在幼儿园内部，家长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家长不再仅是在家庭中配合幼儿园教学工作的落实与巩固，他们来到幼儿园成立家长委员会监督教学及管理工作，并轮流作义工与教师共同开展活动……家长的投入越来越多，郑、袁、梁等人采用“现代私塾”的形式对子女进行幼儿教育正是体现了这一趋势。
总之，“现代私塾”究竟适合与否应放到具体的教育情境及教育对象中考虑，它的出现适应了幼儿教育形式多元化的需求，不能一般化地做出对错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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